雪松之下两代情
——我的父母和我与四中
文/于次
我和重庆四中，也就是现在的二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因为我的父母曾在四中工作，而我也从三岁起就在四中上幼儿园和初中，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四中工作了12年。与四中的这段渊源，这份感情，在我的生命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4年，我和哥哥与父母在住家门前合影
父亲于志广在四中工作了22年
我的父亲于志广经历了坎坷的一生，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旧中国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与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政治迫害，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身心遭受严重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被平反，他得以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成为民盟重庆市南岸区的负责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续两届当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并于1983年出席四川省“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代表大会。可以说，虽然父亲的前半生历经坎坷，但他的后半生却过得充实而幸福。
父亲于志广1922年10月23日出生在山西忻县的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之家。父亲少年时，抗战爆发，他随两个哥哥南下寻找抗日武装。后进入四川求学。在入川的途中，因需要路条而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就因此事，解放后父亲被作为“重点监控人员”，长期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和监视。十年动乱中，父亲更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白牌而长期在学校从事抬石头、垒堡坎等重体力劳动。
父亲入川后，在重庆考入私立重华学院英语专业学习，并半工半读。1947年春，经人介绍到西南中学教英语，与也在西南中学教书的母亲认识。1950年，父亲与母亲在重庆十中结婚。
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委屈，他都默默忍受了。解放初期，父亲就主动老实地把自己历史上的一切都向组织毫不保留地作了交代，但这却使他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文革”中，父亲更是遭受残酷迫害。在父亲的教学生涯中，他备受学生称赞。本来父亲是英语教师，1954年，由于政治原因，中学停开英语课，父亲改教数学，其间，父亲先后辗转到重庆 11 中、17 中等学校任数学教师。1963年，中学恢复英语教学后，父亲又调至重庆第四女子中学任英语教师，与母亲同校工作。不论是教英语、教数学，还是当班主任，父亲都非常认真负责，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1982年，父亲已年满60周岁，本应该退休了，但学校留用他继续担任高中英语教学工作。1985年的一天，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高86级1班的课堂上。因抢救及时，加上父亲顽强的生命力，他又在病中度过了14年的人生，可他却再也没回到自己喜爱的课堂。1999年11月，父亲病逝，享年77岁。
父亲去世后，他曾经当过班主任的四女中高65级的学生们还曾相约到父亲的坟上去看望他，这是极为少见的。
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既疼爱，又关心，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从未被父亲打过。记得我第一次上幼儿园，父亲送我到南温泉幼儿园时，我硬不进园，拽着父亲的裤子不放手，进而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嚎啕大哭，而父亲又要忙着回十中上课，当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
1965年，父亲与我们兄弟俩在北京天安门前合影
可以说，我能够有今天的一点成就，与父亲当初劝我学习英语是离不开的，他当年的一席话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2006年底，我通过了北京奥组委的英语笔试、英语口试、综合知识考试和面试，成为了重庆市仅有的两名赴北京参加奥运会筹备工作的官员之一。在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我用英语起草文件、用流利的英语口语与外国专家们开会讨论……有人经常问我：“你的英语怎么这么好？”我总是回答说：“这要归功于我的父亲。”
1971年，我未满17岁就去了云南支边。在艰苦的劳动之余，知青们的业余生活非常枯燥，打牌、睡觉、早恋甚至打架、偷鸡摸狗等成了打发时间的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我非常不习惯。
1973年春节我第一次回渝探亲。在返滇之前，父亲和我谈了一次话，我向父亲表达了不知怎样度过业余时间的烦恼。父亲对我说：“孩子，你利用这么充足的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吧！”当时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我回答说：“学英语有什么用？学得再好还不是进不了大学！”那时，上大学可不凭考试成绩，只凭出身好，像我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属于“黑五类”子女，对此想都不敢想。
父亲耐心地开导我：“你要相信这一点：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知识最终是会派上用场的。即使局面无法改变，你学了英语，也可以继承我这么多的英语书籍啊！”父亲指着旁边两大书柜的英语书语重心长地说。父亲的这一席话打动了我，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而，要在边疆自学英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去支边时，连初二都没读完，加上“文革”时期开设的英语课形同虚设，我连26个英语字母都读不完。在随后的几天中，父亲教我国际音标，为我自学英语打下最基本的基础。同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电唱机和国际音标的唱片，送我了两本初一和初二的英语教材。返回农场后，我就开始了艰难的自学英语过程。
没有老师可以自学语文乃至数学、物理，可要自学英语却有超高难度，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语音语调是否正确。在漫长的“瞎子摸象”般的自学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放弃，但一想到父亲对我的期望，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到恢复高考那一天。1978年，我以英语77分（百分制）的较好成绩通过了全国高考，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英语专业，实现了父亲的愿望。
九泉之下的父亲：没有您当初的一席话，就没有我的今天。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教育事业，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我在南岸教育系统干得很不愉快，“被逼”放弃了教师工作，到重庆晚报工作，对此，父亲很不高兴，他认为我也应该和他一样，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至今，我还感到对父亲有愧疚。
母亲，我心中的才女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由山东著名词曲搭配车行、戚建波创作，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这首《母亲》，唱得千万游子泪水涟涟，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每晚上网时，总是反复放这首歌。
我的母亲名叫熊述慎，她年轻、中年，甚至步入老年后，都是在为工作而操劳，她年轻时是一个才女，在当时位于江津白沙的女师学院里，母亲的成绩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母亲教化学，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化学老师。50年代，母亲才30出头，就当上了中学的副教导主任。1957 年，母亲调往位于黄桷垭的重庆第四女子中学，担任副教导主任。那时的四女中，是重庆的重点中学，当时在重庆中教界，要数出名的重点中学，便有“一、三、四、七、九”一说。
那时，四女中的学生全是女生，而且校园也相当漂亮，校内有“袁家花园”、“孙家花园”、“童家花园”，到处花团锦簇，鸟语花香，当时重庆市唯一的一棵雪松也在四女中的校园里。这所女子中学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青睐，李井泉、任白戈等大领导常来学校看望女生们，四女中当时甚至被戏称为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独女”。四女中当时的教学质量的确相当高，年年都有不少女生考上清华、北大。不过，3000多名女学生中，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差生。那时，母亲因为能力强，不少差生都有点怕她。至今，一位当年四女中的老教师一见着我就对我说：“你母亲真是厉害，3000多学生开大会时在下面闹哄哄的，其他校领导都压不下去，而你母亲往主席台上一站，下面立马就变得鸦雀无声……”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母亲很少有时间管我和哥哥，我俩都是奶妈带大的。那时的母亲，从来就没有什么寒暑假，回家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放下碗就走，晚上也是我们都熟睡后的深夜才回来。
“文革”中，母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但她挺过来了。“文革”后期，她又担任了学校的中层领导。1972年，母亲51岁时，为了让在农村当知青的哥哥返城，她不得已提前退休让哥哥顶替回城，不舍地告别了她所喜爱的教育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祖国拨乱反正，一片朝气蓬勃，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而教育界又非常需要有经验的领导来培养人才。好像是1978年吧，已退休几年，年满 57岁的母亲又被重庆市南岸区教育局正式招回（不是返聘），担任南岸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副校长，可以想象，将一个年近花甲的女同志正式从退休人员中招回任职，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经过多年折腾的祖国教育事业是多么需要人才；二是我母亲的能力有多么的强。
母亲晚年和我们兄弟俩合影
重返教育界后，母亲发挥了她的才干，为南岸区的中学培养了许多骨干教师和领导，一直干到快63岁，母亲才第二次退休。而母亲刚退休不久，父亲就病倒了，父亲的病时好时坏，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的病榻旁，照顾父亲，直到父亲1999年去世。
我到重庆晚报做记者后，母亲就订了一份重庆晚报，她每天拿到报纸后，先翻到体育版，看看儿子是在什么地方采访，从我的体育稿件中，她得知了儿子的信息，她老人家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1994年，我调到重庆晚报后，采访日本广岛亚运会
2002年，我母亲 81 岁，那年的夏天我受命前往韩国和日本采访世界杯足球赛，记得是那年6月5日夜里，我整夜未能入眠。妻子打来电话说，母亲病危！这个消息令我心急如焚……。我正在韩国世界杯采访前线工作，怎么办？其实，母亲是在4日下午就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急救中心，妻子为了不让我着急而影响工作，虽然当晚与我通了话，但没有告诉我母亲的事，因为她知道，当晚正是中国队首场比赛后，我采访写稿一定很忙。直到经抢救，母亲暂无生命危险了，妻子才在第二天晚上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已经半身不遂。怎么可能呢？我走时，母亲不是还好好的吗？据妻子说，母亲是因为中国队输了球，心里难过而突然发病的，当时她嘴里边念叨着：“中国队输了，中国队输了！”就倒了下去。我多年来采访足球，母亲也变得关心起足球来了。重庆力帆队在甲A比赛中赢了球，母亲总要打电话给我，表示她心中的愉快；
中国队踢得好，母亲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直乐。可这次世界杯首战，中国队输给哥斯达黎加队，母亲就受不了了，她老人家还不算一个球迷，她还不懂得，这是世界杯赛，中国队与世界强队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队输球是正常的。
1999 年父亲去世时，我也刚好在外出差，当时我跟随重庆隆鑫队（力帆队）在成都采访，听说父亲病危，我连夜赶回重庆，父亲直等到我赶到家，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这次我是在国外啊！当妻子告诉我，经急救中心的及时抢救，母亲的病情已经稳定，已转入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时，我想，有我哥哥和我妻子的精心照料，有五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母亲目前不会有危险的。“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我想，为了重庆晚报的世界杯赛报道，为了重庆晚报的读者，母亲会原谅我的。随后，我继续战斗在韩日世界杯的“战场”上，出色地完成了报社交给的任务。
2006 年，我考上了北京奥组委场馆媒体副主任一职，我征求母亲的意见，去不去？母亲说：“去吧，孩子，这奥运会可是我们国家百年一遇的大事啊！”后来，母亲在重庆晚报上看不到我的名字了，我只能打电话向她报平安，每次我的电话打到母亲那里，已86岁高龄的母亲总是清晰地回答：“我很好，你放心吧！”
2010年5月，母亲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道路。
我在四中工作12年。1982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回到了四中。先后担任初中和高中的英语教学工作，从1985年起，开始教高三英语并担任高86级文科班的班主任。
高86级文科班只有18个学生，其中12个都是女生，这些女生都很漂亮。记得当时的校长熊启源找我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班的女生都如花似玉的，你小心别犯错误哟！”熊校长的话很直白，不过我并没为此生气，领导给咱这个刚满30岁的小伙子敲敲警钟，也是应该的嘛。
接过班主任的担子后，我真是拼了命的在干。当时我家住黄桷垭街上，孩子还不到两岁。我早上6时离家到学校，直到晚上9点半学生下晚自习后才回家。
1986年高考，这个文科班成绩不错，我在这一年也被评为南岸区优秀教师。送走高86级后，我又担任了高88级一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的高考成绩也很好。后来我还担任过高91级、高94级的班主任。但由于种种原因，四中在1988年以后，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都出现了大滑坡。老师们人心思走，学生的生源质量和考试成绩双下降。在这个时候，我担任了学校的政教主任，可以说，我是在四中走入最低谷时当的政教主任。
1989年初夏，政治动乱的风潮席卷了全国的大中学校。四中也不例外，少数教师和部分学生上街参加游行，当时为阻止师生上街，我这个政教主任施展了九牛二虎之力，每天都到一棵树垭口处去劝阻学生们别上街，但仍未拦住少部分师生。
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个别班级无政府思潮严重，有个班的学生为了外出玩耍，居然派出学生代表和学校行政班子进行所谓的“对话”、“谈判”，要求放假三天，到丰都春游。记得当时出面和学生“谈判”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有：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谢仕琳、副校长王安朴、我，以及总务主任查正蓉。最后学校领导班子没有让步，坚决不同意这个班学生的无理要求。这一幕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出现这样的事，与当时全国学潮的大环境有关，但也反映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班主任工作的管理软弱，作为当时的政教主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1994年，我调到重庆晚报工作，离开了曾工作12年之久的重庆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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