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南岸，南山与塗山间，有一处宝地，呈东高西低之势，最适宜办学。这里背靠坚实而浓郁的南山山脉，面向塗山，连绵的山脉遮挡了都市的繁华，阻隔了城市的喧嚣；在这清幽之地，塗山湖犹如一块宝砚，盛着一汪湖水。这里是学子理想的读书之地——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二外既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又是一所具有80年历史的老校。追溯她的起源，还得从80年前说起。
重庆市立女子中学、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
重庆第四中学校期间后勤服务的点滴回忆
文/ 郝琳文 蒋小明 图/教职员工子女
重庆市立女子中学的诞生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1937年末，中国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定重庆名为陪都。此后，有不少高、中等级的国立学校随之迁来，一时间，重庆人文荟萃，名师汇聚。当时的陪都——重庆并无公办的女子中学校。
1940年，重庆市政府拟在重庆设立女子中学，教育部门指派一位女校长，考察选址，筹建学校。当年南岸区地广人稀，荒山荒坡较多，树木繁茂，不是日本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因此不少有钱人都来到南山一带修建房屋、别墅。更主要的原因是师生去来都相对方便、安全，自渝中区经繁华的朝天门，乘木船过江到玄坛庙上岸，沿石阶大路便到了皇经庙半坡校址。于是，经过选址、筹建到招聘教职员工、招收学生，在炮火纷飞的1940年10月，市政府办的重庆市立女子中学校，就在重庆南岸玄坛庙后山的皇经庙下方诞生了。她的邻居有创建于1896年的仁济医院，即今日的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1941年，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重庆市教育界名仕李鸿鸣接任重庆市立女子中学校（以下简称市女中）校长之后，学校教职员中有好几位是来自川东的万县（据说是李曾在万县的县立女子中学校任职期间与之相识），如：在市女中时任庶务（解放后称总务，文革后称后勤）主任的秦公僻，原在万县私立豫章中学校（只收男生）教授语文多年；时任美术课教师的吴野村原在万县著名的电报路小学校任教多年；时任修缮、事务职务的职工段用五家住万县甘宁乡；曾专门照料李鸿鸣女校长生活的工友黎泽菊（刘婆婆），来自与万县相邻的奉节李家坝，她与来自自贡的袁竹鸣（袁伯伯）二人都先后照料过李校长的生活起居。
余海廷与唐志国二位工友则专为李校长抬滑杆（其实是比滑杆高档得多的、为李校长出行专用的轿子）。抬轿子这活路，必须要两人合作默契，它有一套专门的口语信号来保证坐轿人的安全。余、唐二位长期为李校长抬轿，说明李对两轿夫的满意程度很高。
办学10年，到1950年底的市女中，在玄坛庙皇经庙半坡下的市女中校园内，能见到的也就是具有抗战特色的小青瓦屋面、木或砖柱穿斗、竹夹壁抹石灰墙，或土墙瓦房等极为简陋的校舍，院子里的一端有两根木头柱子加一块方板钉着篮圈的篮球架。院内校舍各物一目了然。
出得校门，有条石板路横过，左下方可去周家湾，右上方可去垭口过仁济医院大楼，还能与玄坛庙上清水溪、汪山的石板路相连接。校门的路外是一片坡地、沟田，沟的对面坡上，有小青瓦盖的土墙平房数间，沿半坡水平排列着，这也是市女中教职员工在校园外的宿舍区。当年的市女中就大概如此。
学校并非世外桃源，学子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国民政府无钱办学，有家国情怀的女中学生，涌现出唐祖美（其子女提供过有关资料）等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学生参加反内战、争自由，反饥饿、争温饱等游行活动。
1948年从万县到重庆兼善中学读高中，后转学到巴蜀中学的熊尚威，1950年9月参加工作，市立女子中学也在其工作管辖范围内。从此，这位18岁的青年，便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6月，自乡政府（今日的洋人街）调到当时的中共重庆市第五区委员会（龙门浩），1961年8月，自该单位调入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校。
1951年元月，南岸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将进入分配田土阶段，按政策规定，在市郊区，凡没收的地主土地，其产权一律收归国有。时有市女中的职员段用五来到新兴乡公所的所在地——大石坝，向政府提出要块土地建一个篮球场。学校这一要求经过区农协主任王学经（兼乡公所乡长）批准，派乡工作人员熊尚威会同段（即村）农协主任等，一同来到该校大门右侧的岚垭处，向学校的工作人员段用五指定了比篮球场大的、也是唯一一块岚垭田，将岚垭田交学校使用。这块岚垭田应算着是人民政权对文教事业的一次投入吧！
学校当即指派毕业于重庆民成中学高中、自重庆市教育局师训班调入不久，年仅18岁的蒋忠泽负责，将这片岚垭田平整成了标准尺寸篮球场，树立起了篮球架，修建起一个当时最好的标准篮球场。
蒋忠泽薛先知夫妇
蒋忠泽入校时是教初中几何和体育课的老师，他的教学深得学生喜欢。或许正是从这次修建篮球场开始，让他的命运有所改变。
1952年暑假期间，为了适应市女中须办为可以住宿的完全中学校，并面向全市招生的需要，学校自海拔200余米高度的皇经庙，迁址于海拔450余米的黄桷垭崇文坪——即如今二外的现址。
五十年代初部分老师、后勤职员、工人在办公大楼合影
第一排（从左至右）张瑞清 冯明碧 杨正蓉 胡泽 吴野村
第二排（从左至右）秦公僻 梅开先 薛先知 张建华 李配 邹德忠 唐志国
第三排（从左至右）罗振华 温厚娴 陈静贞 段用五 饶毓菁 周远谋
当年的校长、老教育工作者、民盟成员龚灿光先生上山选址时，看中了如今的这一片地，涵盖了几大板块：
一、 政府接管的国民政府的财产：
灯泡厂——迁校初，为学生及教职工宿舍、礼堂；（后修建了男生宿舍、校办厂）；
二、 接管四川省川东行署移交的财产：
童家花园——后来，用上童家花园作教职员工宿舍、下童家花园作教师和学生宿舍；
袁家花园——作教职工宿舍；
孙家花园——用作音乐教室、医务室、幼儿园、党支部办公室、档案室、教师宿舍。（后修建了实验大楼，图书室、音乐教室搬到实验大楼，孙家花园作教师宿舍）。
三、员工宿舍
部分小洋房——作教师职员宿舍（游泳池下面）；
一溜篱笆穿斗房——作后勤工人宿舍；
两栋面对面2层小青瓦穿斗夹壁楼房——作教职工宿舍（开水房下面）。
龚校长受市教育局之命，委托重庆市建筑勘察设计院完善了书面的学校的总体规划。此后，秦公僻主任向地政部门完善了征用土地的产权。到了1980年，已经退休的姚庆余主任协助新总务主任苏达晴完成了学校土地测绘工作，经房管局产权部门派专人现场测绘、打桩、划线核实，自市女中初始至市第四中学校期间，学校占有土地面积为148.967亩。
1952年底，学校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按批准的规划图，开始新建大洋瓦、木屋架、砖木结构的甲乙两栋教学楼（各有上下两层各8间，每栋教室16间）开始，并配套修建了设置数十个位置的座式厕所。还一改课桌的平桌面为可以调整视角的活动桌面，以保护学生视力。
在修建甲乙栋教室过程中，龚灿光校长因奉调筹建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而离职。1954年重庆市教育局另派在树人中学校（现重庆八中）时任教导主任的刘贝子来市女中任校长，学校总务主任秦公僻继续组织段用五等进行基本建设工作。
当年，由市教育局投资，按规划开始修建两层楼的办公大楼。这栋大楼有其独特的建筑特点，它南倚南山山脉（背面朝东），北朝市中区（正面朝西），层高达4.2米，因当西晒，还配有当时鲜有的百叶窗；阶梯教室也很有特点；图书室（阅览室）、教研室、财务室等；该大楼南面按学校女性为多数配套了红砖的公用厕所。同期，三层楼红砖房的学生宿舍（当年规划四栋宿舍，由于经费不济而另三栋一直未果）及为其配套的盥洗室和厕所建成；继而下童家花园学生宿舍、足球场相继建成。
校园在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湖畔如镜，惠风和畅。一所普通完中，有如此的配套和规模，在当年十分难得。
初具规模的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以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教学成绩、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名的团体操表演（1954年在重庆市体育运动大会上轰动全场，领队是体育教研组的体育教师孟古桦、雷田宽等）成为重庆市小有名气的中学校。校长刘贝子因办学成绩突出，经市教育局推荐，与市一中的甘道铭等数位市级学校的校级领导，同往北京进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深造。
1955年，学校更名为四川省重庆第四女子中学校。
1958年国务院精减机构下放的干部徐淮淳来校任校长，继调小学校长黄云孝（女）来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同年秋，拔了白旗后的市中总务处，秦改行作记账员，梅开先专职采购，总务主任张建华（1962年，为照顾夫妇关系而调往市第八中学校），伙食团由郑一民挂帅。
张主任是位能人，在员工宿舍办起了大米加工厂，为粮站加工供应教职工、学生伙食团的大米，鲜淑琴师傅尤为辛苦：由于她的精心操作而提高了出米率，使每个教职工能不定期分得一斤或两斤保命的粮票。
1961年房管所修建了小青瓦屋面、土墙平房一排，配有公用厨房，取名郝建秀村为教师宿舍；1963年市教育局投资修建实验大楼，由姚庆余主任到教委要拨款，学校派事务组长蒋忠泽作现场代表，并派杨海云（曾作石匠）协助蒋现场工作。教职工、学生的生活用水，加上建房砖石抺灰用水，其用水量大大增加，好在当年春季雨量充沛，度过了缺水的难关，新建的实验大楼得以如期竣工。
1965年，学校继派事务组长蒋忠泽作甲方代表，由南岸区建筑公司承建在灯泡厂拆旧学生宿舍的工作，新建成一楼一底的教学楼一栋，它有教室12间备作翌年扩大招生之用。这期间，蒋忠泽老师还直接经办了大小饭堂、开水房、盥洗室的维修加固工作。由于蒋忠泽筹划有方，改进输水管道，入水量相对充分，进而筹建成了两座储水池和一座有5条赛道，每条各长25米的游泳池。
学校教学、生活设施日臻完善。
六十年代初部分后勤职员工人在办公大楼前合影
第一排（从左至右）袁竹鸣 杨正蓉 黎泽菊 陈静贞
第二排（从左至右）喻廷芳 周碧英 温厚娴 张素清 周树云
第二排（从左至右）廖全生 郑海波 杨海云 罗炳成
如花园般的校园
随着教学校舍的日趋完善，绿化美化也同时进行。校园内还有稀有的名贵树木，甲乙栋教室与厕所附近，原至少有14棵楠木，遗憾的是在狂风大雨中损毁；童家花园原房主留下的国外引种的数棵金鸡纳霜树、外地引种的碧柏树和两颗南方难得一见的雪松。其中一棵在原地，1976年有些损毁，再后来紧邻学校的村民扩建现已无存；幸得另一颗外形美观的雪松，早在1953年由秦主任经手，用36名工人和附近村民，从童家花园抬到甲乙两栋教室之间移植，当年不少学生还参加了移树劳动。如今这棵雪松已枝叶如华盖，雪松精神已然成为学校精神的象征。
学校形成规模后，校园内花、草、树的培植与花工陈云盛、梁海云师傅的辛勤劳动不可分开。花工陈云盛戴幅深度眼镜，在生物教研组赵明学老师的配合下，承担了播种、育苗、嫁接、移植、种花、植树的全部工作。梁海云师傅是学校农场管理的主力队员，他不但修理农用工具，还得向学生示范劳作技能，两人是不可缺少的搭档。两位师傅有着共同的特点，平时少言寡语，只管埋头干活儿。
据说陈云盛师傅脾气不太好，但工作特别会思考。迁校一段时间以后，学校的几大花圃和主要道路绿化成形，出现枝繁叶茂、草绿花开的景象，老师们在一起说到校园的美化，无不夸赞。平时沉默寡言、鲜有笑脸的陈师傅，此时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欣慰的笑意。回想美好的校园，师生们自然会想到这位踏实而默默无闻的老花匠。
梁海云师傅女儿梁素珍回忆：父亲是一位个子不高、面容慈祥、踏实善良而不多言谈的老人。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吃苦耐劳、干事不计回报的人。记得父亲在学校什么事都干：花工；办公大楼传送信件、书报；上下课打钟；学生宿舍缺人守门等。别人休息他就去顶班，不计报酬，一心服从学校安排。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完成好任何工作，从不叫一声苦累。
在四女中、四中父亲干了几十年直到退休。退休后的父亲依然保持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记得我家在袁家花园，有一条烂路直通学校办公大楼和学生开水房，每天老师学生都要从此地走过，一到下雨天，此路就泞泥不堪，经常有人滑倒。已退休的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天晴后带上工具，一个人默默地用了几天时间将烂路修整好，让老师学生们走在平坦的路上。我说他，“您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他告诉我：“修好路大家走起不摔倒，方便行走多好！”父亲是一个平凡人，但从平凡的父亲身上我学到了诸多优秀品德。一句普通的话语让我永记一生！这就是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梁海云！
1979年，梁师傅的儿子参军，家门挂上了“光荣之家”的牌匾，沉浸在喜悦之中仅仅3个月，却传来20岁的儿子战场牺牲的噩耗！正准备退休的他原本可以颐养天年，享受生活，晴天霹雳永失爱子，成为老人一生的痛。
市四女中校园绿树掩映，鲜花盛开。办公大楼前的法国梧桐、行道旁的花圃、万年青围成的花园里，花开四季：月季、玫瑰、海棠、栀子、芍药、玉兰、绣球、梅花、腊梅……
甲乙两栋教室之间的雪松，挺拔苍翠；两旁的万年青围成的花园鲜花常开；医务室的旁边有一棵独特的蓝色玉兰花树，别有一番景致；月色下的荷花池，蛙鸣声声，吟唱着浪漫的小夜曲；体育组、幼儿园旁边的花园，盛开的鸡冠花、蝴蝶花、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大楼到新寝室可一路触碰有趣的含羞草；沿路的无花果、罗汉果、桔子、葡萄却少有人采摘；游泳池围墙里的土坡上鲜花常开；新寝室旁的竹丛；袁家花园、孙家花园、童家花园、灯泡厂的花园里，玫瑰、月季，桂花、梅花、腊梅怒放，香飘四季。
冬季的周末，总务处会制作花票发到各班级，花工修剪出一束束腊梅，摆得整整齐齐，按几分钱一束凭票售卖给学生。三五成群的女学生，一路花香从黄桷垭带到上新街，再从龙门浩轮渡到望龙门进入市中区，女中放假的学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1952年到文革前的学生回忆起校园生活，总忘不了那如花园般校园的优美、静谧。早晚的钟声就是上下课的铃声。钟曾由彭万敦开始，经过张克明、杨正蓉、周尧生、胡如华、熊尚威、唐志国、周树云等师傅敲响过。这口铜钟，它清脆悠扬的声音与对面半山处广益中学的钟声，每日早晚遥相呼应，山谷间方圆几公里都能听见。遗憾的是，那口敲了几十年的铜钟，在文革期间失窃。现在的铜钟为仿制品，由纯铜和青铜铸成，考虑材质和树枝的承受力，体积是原铜钟的1/2。由学校熊启源校长与数学教师张淑珍之子，高77级校友张捷设计、监制，陈列在办公大楼前，教职员工和学子对钟声和铜钟美好回忆得以再现。
寻找水源
由于学校地理位置特殊性，地处海拔450米山上，当年没有下山的公路，也没有自来水上山，学校师生的用水全部是从苦竹林生产队那里的龙洞水引出来；另一处就是正沟处学校水凼里的浸水，两处的水量远远满足不了全校的需求。长期以来教职工吃水要由己挑，煮饭、烧水的生活用煤照样自己担，工作忙孩子小的就请人去黄桷垭街煤站担。所以那时几乎家家都有挑水桶和挑煤的箩筐。
自1952年学校搬迁上山至1978年，黄桷垭地区都没有自来水供应，人们全都靠天（气候）吃水。风调雨顺时有涂山湖的储水；天旱时，则从溶洞或废煤窑洞取水。26年多里，就全靠与农民共用废煤窑流出的地表水和正沟田的一凼冬水田浸入的水过日子。如遇春旱或久睛不雨时，学校就放水假。为了彻底解决困扰师生的用水问题，必须立足在校地内找到水源。
到了1978年，收生班次、班额均不足的四中，办学中面临着缺水、用地界线不清、缺电、缺经费这四个主要问题。好在流经办公大楼的地基下面，有一石灰岩溶洞兼人工开掘出的大防空洞，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曾是造币厂的地下仓库；在“深挖洞、广积粮”时期，它成为可容纳师生员工1500余人的防空洞。洞的主巷侧尚有不明小溶洞数个，因此，此洞成为探测水源的首选之地。几经踏勘，选点观察，测量了天气睛雨和涂山湖堤灌等因素对溶洞流量多少的影响后，将所定取水位置报给学校、区教育局。
时有学校赵庆云、姚庆余、苏达晴、蒋忠泽、李仕廉，区教育局刘厚云、张盈光、吴烈章等各级负责同志，都先后到洞内观测点查看，一致同意就此处试验性取水。后续工作是修建通道及储水池，测高程，购置相应的配套设备，敷设供电、输水管线等设施，培训操作人员。经过一翻努力，仅用了170多公尺塑料管道，就把低于地面23公尺的流水引进了办公大楼的水池里。当年9月27日，学校办公、教学、实验、体育等清洁用水就实现了按需供应。容积23吨的1号储水池完成。
与之同时，淘洗位于正沟田处大约半亩面积的水池亦在抓紧进行。石匠出身的老校工杨海云出了个好主意，水池墙体采用两种砌筑方法施工：以农村冬水田的淤泥底为界线，其下的条石墙体干砌，池外浸水可向池内渗透，其上片石墙体，采取水泥砂浆填缝，用以阻止受污染的农田水浸入池内。与该水源相应配套的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等工作,管径四吋的铸铁管道敷设等配套设施，均在苏达睛、郑海波、张亮等有关同志的配合下分头并进，在通力合作下，经试车运行检验，与溶洞取水同期，池水流进了高出水面30余公尺的开水房处的第二号储水池。容积41吨的2号储水池完成。
第三个水源——名为和尚窑的与农村共用的废煤窑。此水源由市教育局于迁校之初及1962年两次投资加固，它与苦竹生产队有不成文的约定共同使用。由于水量不足，熊尚威等又出了个主意，错开农村用水高峰，开关进水闸阀：采取错峰储水办法，即在校内储水池的进水口处安装闸阀，每当早晚农村用水高峰时，校内闸閥提前关闭，错过农村生活用水高峰，校内水池闸阀视水量多少开启。从提议早晚开关进水闸阀到实际操作，均成为熊尚威雨季除外每日早晚必须完成的专修课。
到1978年底，有这三处水源供水后，教职工以及学生宿舍区，陆续都有了不收水费的“自来水”供应师生使用。
水的数量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水源水质较差，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师生饮水质的问题仍待解决。这又成为后勤部门的一大问题。1982年12月27日，刘贝子校长传达市教育局林啸局长决定，为保证师生饮水安全，决定拨专款人民币6万元，在校地内伙食团附近打了一口水井，打深孔机井取水。几经周折，深孔机井于1983年12月9日建成，井深近160米，产水量每小时8吨。每天定时抽水用，主要解决开水房和教职工及附近村民洗衣等生活用水。水质经法定单位鉴定，不仅符合国家饮水标准，且能直接饮用。此后，有专人司机定时抽水供应学生伙食团、员工宿舍、袁家花园住户使用。直到1988年，才全面使用自来水厂供水，算是彻底解决了学校师生用水问题。
据老总务主任姚庆余的女儿姚渝新回忆，父亲1962年暑假从重庆八中调往四女中任总务主任，直到1979年底退休。在任总务主任的17年里，父亲1963年主持、参与修建了重庆市学校第一批，也是四中的第一幢钢筋水泥的标准实验大楼。市教委拨款10万元，修建完成后没用完的费用，如数退回了市教委。
父亲不仅参与了当年寻找、修建水源的工作，在解决了水源的大事后，保障水源供应成为他的重要工作。他经常脚穿着长筒靴，手拿电筒，头戴草帽，无论天晴下雨，总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去检查水源是否正常。
学校的后勤经费，1976年前是市教育局管；1976年后改为区教育局管，经费较紧张，特别70年中后期更困难。在上下山的山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近6旬、到区教委计财科要经费的姚主任。有一年的秋季的下午，姚带着一事务员去了市教局谈事情到六点，姚从位于市中区两路口的局办公室返程，先乘两路口缆车下菜园坝转公交车到望龙门，再坐缆车下江边乘过江轮渡，在龙门浩上岸后歩行到路过黄桷垭供销社歺厅门口，见该厅的挂钟正指向7点。
协调邻里关系
学校地处龙文、崇文、苦竹三个生产队之间。如何处理好邻里关系，也是后勤部门需要经常协调的问题。一方面，学校的用水要借光龙洞坡的水源，附近村民种植的蔬菜水果，方便教职工购买；另一方面，三个生产队的子女又在学校就读。长期以来学校师生与村民一直关系融洽。但是，因文革期间长时间无人过问，有村民在学校运场边种植，甚至有村民把房屋建到了校园内。1978年的7月初，姚庆余主任提出了清理学校土地产权，明确农地与校地权属地界，解决长期因地界不明而产生的纠纷，以利于校园管理和教学环境改善。
校地涉及相邻文峰公社联合大队所辖的龙文、崇文、苦竹等三个生产队。8月2日开始，区有关部门、公社、大队、学校开会协商，一致同意以法定产权地籍图为准，将图上的界线落实于土地上，以便邻界双方确认。8月16日开始实地测量，边划线、边钉桩。到9月2日实地测量等一套野外工作毕；室内作业（包括现状与地籍对照图）到9月19日完成。现状反映出，学校产权地148.967亩土地，由苏达晴主任负责在教学区新建片石围墙1364公尺，明确了校界。以上工作得到区府胡廷杰、区房管局王志强的大力支持。
同时，办公大楼阶梯下的大讲台动工于8月15日。石工向万国放线制作，校办工厂无偿调拔水泥电杆两根，24日就位，使用至今已达30多年。
精打细算的总管们
由于四中所处地理条件的特殊：地处山上，交通十分不便；物质匮乏，条件相当艰苦；作为重庆仅有的住读女校，最高峰时教职员工和学生近3000多人。因此，总务处牵头的后勤部门包括了：图书室、医务室、财务室、值班室、幼儿园、教职工食堂、学生食堂、开水房、学生宿舍。人员基本配置：医生2名、幼儿教师及助理2名、图书管理员1名、实验室3名、生活老师3名、宿舍管理员3名、厨房师傅16名、花工2名、水电工1名。30来名职工，支撑起全校的后勤工作。
1979年以前，公交车只通到上新街。一般到学校要从上新街经黄桷古道上山、再从黄桷垭正街到学校，基本60分钟的路程。胆大的则走39中到一棵树的一条小路，坡陡而狭窄，30多分钟。学校的教学设备、仪器、书籍、办公物品；教职员工和学生日常需求，后勤部门都得张罗操持。除了在黄桷垭采购以外，有的还得到上新街或者进城（市中区）购买。早年全靠人挑肩扛运回学校。后来龙黄公路通车，物资运输问题才得以缓解。
学校的后勤部门统归总务处，可以说后勤承担了除教学外的一切事务，涵盖了从基建到维修、从开水到伙食、从医务到寝室、到学生奖学金的核算发放等。后勤部门包含了图书室、医务室、幼儿园、食堂、学生宿舍、开水房、水电及至后来的五七工厂；
历任总务主任从秦公僻、到姚庆余、苏达晴等，个个都善于精打细算。姚庆余退休后，即由物理教师苏达晴任总务主任，查正容时任分管后勤副校长。
要论精打细算，以人称“蒋总管”的蒋忠泽最为有名。也许是自1952年修建篮球场伊始，蒋忠泽的另一项聪明才能得以发挥：从学校搬迁到建设；从基建到校办厂，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变化。对一件材料用在何处、能剩下多少、可再做什么都几乎到了抠门的程度。
蒋忠泽的女儿蒋晓先回忆，因历史原因父亲离开讲坛任实验室老师，一人兼管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一切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期间他还带出了个接班人郑海波来做实验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调到总务处工作，负责修缮、水电、采购、校园绿化等事务，同时负责学生勤工俭学工作，担任劳动课老师。事情很多很杂，而他布置安排工作轻重得当，井然有序，近2000多人的学校，后勤工作运转流畅。1963年，学校开始修建实验大楼，父亲担任甲方代表，很晚了他还在灯下研究工程图。很欣慰的是四中更名为二外后，很多旧时建筑都拆除了，这栋凝聚着父亲心血的实验大楼还保存在浓阴中继续发挥其作用，对于我和妹妹而言，它是我们十分珍贵的记忆，睹物思人，我们更加怀念父亲。
50年代末还是60年代初，四女中勤工俭学，联络南岸皮革厂皮鞋车间，这也许是父亲接触的校办企业雏形。车间设在灯泡厂对面的王家山山顶的一栋老房子里。因为皮鞋厂在上新街前驱路，父亲经常在“一棵树”旁的山道上上下下。
70年代，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实施劳动技术教育，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国各大中小学都在想方设法兴办校办工厂，既可以给学生提供学以致用、学习劳动技能的场地；也能为学校增收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职工的福利。1967年，校长徐怀淳，化学老师谢国仪、蒋忠泽、熊尚威、周光烈成为校办厂的筹备人员。后父亲担任校办厂厂长。
当时40多岁的父亲正值经验丰富的年岁，精心培植校办厂这课新苗。十多年的时间，四中校办厂由小变大，有金工车间和翻砂车间，有几十名员工，工厂产值一直名列南岸区校办企业前茅，被评为市、区先进校办企业，其每年为学校提供的办学基金，极大地支持了学校的发展，改善了教职工的福利条件。同时，校办厂为学校教职工留城子女提供了工作岗位，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中回城的教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还准备为校办厂的家属子女修房造屋来安家。1980还筹资交姚庆余主任，用市教育局给的购车指标，买回南京牌汽车一部，大大改观了学校物资运输以及应付紧急事务的困难。
1985年2月，学校将工厂承包给私人后，父亲调离四中。父亲在市立女子中学、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四中工作了39个春秋，他尽职尽责、聪慧肯钻、至诚至朴，同时还帮助过许多人。在父亲80寿诞上，当年的学校革委会李淑芬主任高度评价父亲的工作，称他为四中的“好管家”。
这个总是忙碌的蒋忠泽从总务到校办工厂，学校一直重用他。他为学校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口皆碑，也是对他一生为学校辛勤付出的褒奖。
学校伙食团分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两大块。五六十年代，家长工作忙、学习多、孩子小，教职员工几乎家家都搭伙，每家都有一个盛稀饭和米饭的小木桶和一个打菜的搪瓷盆。至今，学校的家属娃儿们都记得，一日三餐提着小饭桶到食堂打饭的情景。爱干净的黄树清师傅经常表扬谁家的小饭桶擦洗得干净，娃娃们也以此为荣，养成良好的习惯。
管好食堂，是个非常动脑筋的事。五六十年代，曾任教师的梅开先团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把管理水平发挥到极致。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保障食堂一日三餐的供应，尽量让大家吃饱、吃好，厨房的师傅们开始养猪，喂到过年改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伙食。唐树林师傅兼职负责喂猪，多的时候有十多头。每到杀年猪的时候，都是活泼开朗的周建国（周二娃）操刀，身强力壮的师傅一起上阵。在那个缺少油水的年代，教职工能分上一两斤猪肉，真是意外的惊喜；泡咸菜，张世兰师傅兼职泡菜，几十个泡菜坛都泡上了各种美味的泡菜，解决了早餐咸菜和调料自备；出炉的煤渣也要求捡拾一遍。梅团长把食堂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当年的梅开先老师，曾在完中系统的全市会议上，受到公开表扬。
在二外建校80周年校庆前夕，梅开先团长的女儿梅多回忆起勤恳工作一生的父亲时，充满心疼和怀念。自重庆解放之初起，我父亲就进入重庆四女中，不再担任教师，而改到后勤主持食堂管理工作。学校有学生约二千余人，加上教职员工及家属数百人，是合计近三千人的大食堂。
父亲工作积极，任劳任怨，热情而严厉，责任心极强，总是要将事情做好到极致。他的一生得到广大师生的回忆和赞誉。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和一家人一起吃饭，每顿总是我们吃过很久他才回家，因为他会在学生用餐时亲自去参与食堂工作，并到学生中间了解她们对饭菜的意见和要求，以便改善工作。那时候食堂的物资要到2公里外的黄桷垭街上釆购，除了米面是粮食公司的卡车送外，其他几千人食用的肉、菜、调料等都只能人工运送，父亲经常亲自与师傅们一起去拉车或挑菜。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个人的粮食定量减少，肉、菜及豆制品供应不足，为了全校师生能吃饱并保证营养，父亲想尽办法，建议学校利用学校周围是农村的便利条件，开荒种菜，种玉米红薯，后来学校的大操场中间的草坪全部种上了玉米和红薯（有学生回忆那时每个班有块自留地，记得同学们还分过玉米）；父亲又带领炊事班利用食堂剩的泔水和菜脚叶养猪，在食堂后面办起养猪场，增加食堂的猪肉来源；还用猪场的肥料种了很多蔬菜。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父亲带领学生上山捋松毛，挖饭粑头根，弄回来加工成代食品，加在白面里面做馒头，粗粮细做，以保证大家用二两饭票吃上一个三两的馒头。由于釆取了很多有效措施，在许多学校学生吃不饱挨饿的情况下，四女中的学生还能吃饱。曾经有好几次我碰见四女中的老校友，还在回忆那段困难的日子中父亲为大家做的那些事。父亲在重庆市的中学范围内，受到上级多次表彰，四女中的后勤工作也因此得到重庆市中学同行的称赞，名声在外。
父亲几十年在四女中工作，虽然受到了一些委屈，但最终仍以自身的廉洁而证实清白！他是个热情乐观的人，他从未因那些问题影响工作。父亲又是个心怀悲悯有大情怀的人，父亲多次教导我们兄妹们，做人不应趋炎附势，而应雪中送炭。
父亲在校期间，对那些家境困难的学生也很关注，经常让她们到我家吃饭，我后来碰到过好多老校友，知道我是梅开先老师的女儿后，就会说起那些过去的事，让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回忆勤恳工作一生的父亲。
父亲还是个颇具艺术气质的人，琴棋书画皆通，写一手好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学生食堂的大门口，有两块黑板，每月会出一期板报，上边的诗文插画及五彩刊头都出自父亲之手。他还常常带领我们兄妹在自己家里办墙报，取名“香雪海”，把我们的作文、美术作品刊登其上，以激发我们学习的兴趣。父亲退休后，受原老彭校长的邀请，在办于四中校内的教师进修校工作了几年，仍然搞后勤管理工作直至进修校搬走。
我的父亲只是勤勤恳恳工作的后勤人中的一员，他们一生勤恳工作的学校，几经变迁成为如今的二外，愿大家还能记得那些曾经为这个学校的成长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前辈。
17岁进食堂工作的陈庆常说，学校对他有情，梅团长对他有恩。是梅团长“先放弃小提琴，学英语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的建议改变了他的命运。在梅团长的鼓励支持下，他取得英语和中文两个大专文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