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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四中校友、全国劳模、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于次
奥运会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体育综合运动会，奥运会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于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实现，完美、成功的北京奥运会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誉为一届“无与伦比的的奥运会”。能够参与筹备和运行北京奥运会的人，是其一生难忘的记忆。而能够对北京奥运会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颁奖，并享受全国劳模待遇者，更是无上荣光，重庆四中校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高级记者于次就是其中之一。
于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
于次获奖证书
于次和四中还真有缘份，他三岁时就随母亲的工作调动来到了四女中。母亲熊述慎1957年从重庆十中调到四女中担任教导处副主任，那时于次才三岁。从那以后，于次就在四女中长大。1963年，于次的父亲于志广也调来四女中，担任英语教师。1969年，于次也进入四中，在初71级5班就读，傅雪川、王丽霞都先后担任过他的班主任。
于次在四中就读时的学籍照片
1974年，于次从云南兵团回渝探亲时与父母、哥哥合影
1971年5月，于次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基建连支边。在八年的知青生活中，于次刻苦自学英语，后来成为了农场子弟中学的英语教师。1978年，于次参加了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1982年大学毕业后，于次又被分配到四中工作，先后担任班主任、英语教研组长、高三年级组长、政教主任等职务。1994年，于次调重庆晚报工作。
于次参加新闻工作比较晚，40岁时才从教师转行做体育记者。他在重庆晚报体育新闻部先后担任编辑和记者。由于出道晚，于次在记者工作岗位上非常勤奋，由于他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英语口语较好，他刚调到重庆晚报不到半年，就受命采访第12届日本广岛亚洲运动会，这是重庆体育新闻界首次派记者出国采访国际、洲际体育大赛。于次在这次亚运会报道中，发回了许多独家新闻，获得了报社领导、同仁的肯定和读者的赞扬。这次采访任务结束后，于次获得了重庆晚报总编辑奖。
在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中，于次多次采访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等重大体育赛事，并两次担任全国晚报世界杯联合采访团团长（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在这些年里，于次以其较强的采访写作能力、组织能力、良好的为人处事方式，获得了重庆体育新闻的话语权，并在全国晚报体育新闻界享有较高的威望。2004年，于次获得“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体育记者获得这一荣誉。
而于次在他一生中最出彩的是到北京奥组委工作。
2006年9月，中宣部和北京奥组委决定在全国11个省和直辖市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中选拔一批北京奥运会的媒体服务干部，也就是新闻官。中央对这些新闻官的要求很高：一是要政治素质好；二是要精通新闻业务，三是要具有国际大型赛事的采访经验；四是要精通英语；五是要有政治斗争经验。这次北京奥运会新闻官具体招收名额在60人左右；担任的职务分三种：场馆媒体副主任、新闻运行经理、摄影服务经理。但此次选拔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先考三科：英语笔试、英语口试、综合知识考试，以上三科分数上线后，再参加面试，面试合格者才最后被录用。
根据于次的实际情况，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推荐于次参加这次奥运会新闻官的选拔考试。经重庆市委宣传部批准，于次以52岁的年龄，与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江苏11个省、直辖市以及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480多名考生参加了选拔考试，于次在其中年龄最大。最后被录取的仅68人，于次的面试成绩名列全国第二。被录取后，于次被奥组委聘为二级高级项目专家，在68人中，于次的级别最高，仅有他一人为二级高级项目专家。到奥组委工作后，于次被分配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运行团队担任分管媒体服务的副主任。
到北京奥组委后，于次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精湛的业务水平，本着对党中央和祖国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克服困难，以身作则，独立地并带领其分管的业务口的经理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为工人体育场的奥运会媒体服务工作圆满成功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于次在解决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综合区转播车的地面荷载问题时，作出了突出贡献。为BOB完成了转播车停车处布局的优化，使40吨的转播车和25吨的转播支持车的停放位置避开了地下油库、地下消防池和市政方沟，为国家节约了上千万元的加固资金。此外，由于布局的优化，初步运行设计中的一座人行电缆桥也不再修建，这一项目的删减，也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元。
于次向五大通讯社的记者们介绍工体的情况
在奥运会赛事运行中，于次同志领导的媒体各业务口和广播电视工作运行正常平稳，为来自世界各国的的媒体记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为全世界数百个国家提供了高质量的电视转播画面，获得了记者们的好评，受到了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的高度赞扬。
2008年8月19日晚上，以于次为第一责任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媒体服务团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可以说渡过了一道难关。作为北京工人体育场运行团队的媒体副主任，于次在各业务口和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当机立断，果断处置，力挽狂澜，化解了一场因记者“胀台”和“爆棚”而可能引发的重大事故，为北京奥运会成为“平安奥运”立下了大功。下面，是于次对笔者讲述的发生在“8.19”当晚的故事。
“8.19”比赛不能成为“高需求赛事”
工人体育场在所有奥运场馆中，观众的容量仅次于国家体育场“鸟巢”，新建的国家体育场能容纳九万多名观众，而改扩建的工人体育场有六万个观众座席。然而，为媒体记者提供的座席，两者之间却相差甚远：“鸟巢”有1900个媒体座席，而工体的媒体座席却不足600个。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奥运会男子足球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巴西队与阿根廷队在半决赛中相遇了，比赛地点就是我们工人体育场。这场赛前被媒体炒作为“世纪大战”、“火星撞地球”的比赛如果放到“鸟巢”进行，绝对不会出现媒体记者“胀台”的问题，但仅有500多个媒体座席的工人体育场，却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考验。
赛前一周多，我就预料到这场比赛会来很多很多的记者，于是我就反复地向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申请，希望他们批准巴阿大战为“高需求赛事”，如果能获准为“高需求赛事”，我们就能预先在主新闻中心发出通告，以发票的形式将进入工体的记者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忧心忡忡的国际足联媒体部主任尼古拉斯也几次与国际奥委会有关官员磋商，请求将此赛事列为“高需求赛事”。但不知何故，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就是不同意，他们说：北京奥运会没有高需求比赛。
于次与外国专家（红衣）和外国志愿者（蓝衣）在一起
不是“高需求赛事”，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擅自对记者采取准入限制措施，否则，我们将受到严厉处罚。无奈，我们只好反复开会，做预案，怎样才能在记者超过容量的情况下保证他们的安全？讨论过去讨论过来，我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不过，我们事先还是做了好几套预案，我们的分析是：当晚来的记者人数最多也不过是我们容量的一倍，即一千余人。结果，那天晚上前来工体的记者超过了3000人。
媒体看台难以承受浪潮般涌来的记者
无情的事实让我在恐怖中渡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当晚离开赛还有一个小时，前来工体的记者就超过了一千人，而且，一辆辆满载记者的媒体班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工体开来！
大约离开赛还有一个小时，仅能容纳500多人的媒体看台早已挤满了人，连过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专门负责统计人数的志愿者告诉我，现在看台上已达到800多人，他同时告诉我：不能再放记者上来了，否则将会发生危险！
此时，我的对讲机里不断传来西门处值勤民警的呼叫：“于主任，又来一车！又来一车……”我当时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再放记者上看台，看台垮塌怎么办？发生踩踏事故怎么办？我一面在大脑里迅速思考，一面在对讲机里向场馆主任请示呼叫。因为当时主任正在贵宾席处理同样是贵宾超员的问题，不能分身来为我出主意，只有300个座席的贵宾席，当晚来了700多人，其中有20多名国家元首级的人物，连NBA球星科比、曾率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比赛的米卢等名人都没法进入贵宾席。可见当时刘主任的压力有多大。他当时授权给我，要我临机处置，化险为夷。
用“人墙”延缓记者潮
眼看一群又一群的记者还在往早已人满为患的媒体看台上走，我叫上新闻运行经理梁斌和来自澳大利亚的已年届六旬的新闻经理助理费尔，在看台入口前的阶梯上挡住不断向上涌的人群。我们三人手挽着手，在三米宽的阶梯上形成一道“防线”，我一边用对讲机请求安保主任赶紧派武警战士前来组成“人墙”，一边向拼命想冲破我们“防线”的各国记者们解释：“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 to me please. The media tribune has been full. It is crowded. You can not get into it. It’s very very dangerous.”（女士们，先生们：请听我解释。媒体看台已经人满为患了，上面非常拥挤，你们不能上去了，否则非常非常危险！）
可一心想观看比赛的记者们哪里听我的解释，他们大吼道：“让我们上去，我们有权采访比赛！”我接着用英语继续解释，我不是不让他们去观看比赛，而是请他们给我10分钟时间，我会想办法带他们去别的看台观看比赛。可没有人听我的，他们继续奋力往上挤，欲冲破我们三人的“防线”。
此时，我们三人只好一步步地往后退，而我旁边的费尔，是一位腰刚受了伤的老人。此时，我全脑子里都是一个念头：延缓人流涌向媒体看台的速度，然后再想办法把记者们往其他看台上疏散。因为所有这些记者都有通行权限，我们都无权禁止他们观看比赛。
在这危急时刻，我叫身旁的新闻经理梁斌赶紧冲破记者群，去叫武警战士来增援。梁斌走后，只剩下我和60岁的费尔了，我和他在三米宽的通道上手挽手拦阻疯狂地向上涌的记者们，可我俩哪是他们的对手。我一眼看见距我不远处的贵宾通道口有两个便衣武警战士在值勤，我用嘶哑的嗓音向他俩大喊：“快过来帮我，我们拦不住了！”可这两个小伙子却站着不动，我急了：“你们难道不听命令了吗？赶快过来！”在我反复的催促下，其中一人才跑过来，用手臂挽着我的手臂，这样，因梁斌的离去而即将倒塌的“人墙”才又重新得以稳固。另一个武警战士仍然在原地不动，如果他也过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至少还可以多坚守5分钟。当时我也没时间思考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事后一想，虽然他守着的贵宾入口是没有启用的，所有贵宾都从其他两个入口入场，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岗位啊，没有他的上级的命令，他是不能随便离开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开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面前的近百个记者继续向上冲，我们三人也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了。这时，“突围”出去的梁斌带着20个武警战士跑步赶来了，但他们去无法冲破记者群而来到我们身旁。而我的对讲机耳机里又不断传来西门民警的呼叫：“于主任，又来了两车记者，怎么办？放不放他们进来？你赶快来西门！”
在这种情况下，我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我面前的这近百名记者放上媒体看台，让看台最后承受一批记者。然后马上带前来增援的20名武警战士到楼下大门处构筑一道坚韧的防线。20名年轻力壮的武警战士构筑的这道防线，把又涌来的100多名记者牢牢地阻挡在了外面。我喘了一口气，对新闻经理梁斌和武警战士们发出了“顽强死守”的命令后，赶快跑步冲向300米外的西门，因为那里已经催我几次前去决策了。事后，我真感到后怕，我当时进行的是一次“赌博”，如果这100多名记者上看台后，看台因不堪重负而垮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放慢安检速度获得时间
一到西门，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两辆记者班车满载着近百名记者，硬要往大门里闯，十多名民警和武警战士将车拦在外面不让进。一看见我来了，负责西门的小李警官大声问我：“于主任，怎么办？让不让进？”我果断地回答：“不让进！”“什么理由？”我不加思索地说：“场内停车场已满了！”
车不让进，可人还得让进啊，因为这些记者全都有进入工体的通行权限，不让他们进是违反规则的。我跑到安检口向民警和武警下命令道：“放慢安检速度！”于是，战士们和志愿者们就开始磨磨蹭蹭地放慢了安检速度，本来一分半钟就可以安检一个人变成了三分钟安检一个人，这样做就是为了延缓进人的速度。
这里要说明一点，北京奥运会为了方便记者，特地为记者推出了“从干净到干净”的服务，即记者在主新闻中心上媒体班车前接受一次安检，班车在进入场馆时，车上的记者可以不下车再次接受安检，班车可以直接开进体育场，停靠在离工作间最近的地方。因此，我下令安检实际上是违反了“从干净到干净”的原则，但在危急情况下，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大胆地作出决定，让停在西门外的两辆班车上的记者全部下车，在进入西门时接受安检。事后看来，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如果现在让这两辆班车开进去，场内十分混乱，人流量极大，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二是我可以命令武警和公安故意放慢安检速度，以赢得我们把记者往观众看台疏散的时间。
想方设法让所有记者看上比赛
西门的工作一安排好，我又跑回媒体区。边跑边想怎样安排上不了媒体看台的记者。这时，对讲机里响起了工体服务副主任李建军的呼叫：“于主任，你在哪里？我们在两个观众看台上预留了一些应急座席，可以容纳一千多人。你快叫志愿者把上不了媒体看台的记者带过来，我给你安排。”
接下来，我满头大汗地安排志愿者把近千名记者往观众看台上带，这时比赛快开始了，上不了媒体看台的近千名记者也非常配合，他们表示，只要能看到比赛，在观众看台上也行。在比赛开始前5分钟，我们终于让当晚进入工体的3000多名记者全部看上了比赛。
采取措施确保新闻发布厅和混合区安全
比赛刚开始，我连水都没喝一口，又开始布置记者工作间的工作人员赶紧制票，对赛后进入新闻发布厅的记者进行限制——我们的新闻发布厅只有130人的容量，我们最多只能放180个人进去。中场休息时在记者工作间发放新闻发布厅的入场券，发放顺序是——巴西、阿廷记者、四大通讯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新华社）记者、其他国家记者。
随后，我又急忙采取措施扩大赛后混合采访区——我们的混合采访区只能容纳150名记者，而当晚至少将有500名记者进入混合采访区。还好，当晚没有下雨，我调来2米长、1米高的几十个硬质隔离铁栏，并调来20多个工人，把混合采访区扩大到了室外。
就这样，在离比赛还有10分钟结束时，在我的指挥下，新闻发布厅的入场券发放完毕，混合采访区的扩大工程也全部完成。看着一切就绪的场景，听着场内的呐喊声，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出事的几率已经很小很小了。
含泪感谢众同事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当所有记者全部安全地离开工人体育场后，我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办公室。躺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我一直没有合眼，心中一阵阵地感到后怕：如果头晚工体的媒体看台坍塌或者发生踩踏事故而出现伤亡事故，北京奥运会将会砸在我的手里，我可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翌日，也就是8月20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运行团队举行的8.19比赛的总结会上，我站起来向各位同事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含着泪水深情地说：“昨晚，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深深地感谢各位帮我渡过了难关，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是挺不过来的！”
听完于次的讲述的故事，笔者被深深地震撼了，如果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没有随机应变、果断处置突发事件的魄力，于次那天晚上是过不去这道坎的。笔者也感到，于次在奥运会后获得“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享受全国劳模待遇是实至名归！
2019年国庆节前夕，于次获得了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这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为国作出贡献的又一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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