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二外校友之家 - 龚灿光传略

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原顾问龚灿光，于1950年受命接管重庆市女子中学（现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1951年任校长，系该校解放后首任校长；1954年创办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他曾任该校副校长、重庆师范学院顾问。1951年经肖华清介绍，龚灿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市委第一届委员、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常委、民盟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1953年4月，龚灿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为重庆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政务院委任状，他一直珍藏着，可惜于十年浩劫中被抄失散。1983年，龚灿光创办民盟重庆储才学校，任校长；1986年他接管民盟四川函授大学重庆分校，任校长；又参与重庆立信会计学校、民盟四川凉山大学的创办，倾其毕生的心血、智慧和精力，奉献于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龚灿光的一生，受其父亲的教育引导颇深。他的父亲龚泽孚生于1883年，正是我国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同时高涨的年代，龚泽孚曾在涪陵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原想毕业后留学日本，但因是长子，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管理家务的重担。他秉性刚直，重视教育，1941年初，他在家里办起私塾，请来塾师。其时，龚灿光刚满4岁，就与塾师面对面而坐，置于其严厉控制之下,历时四年，龚灿光读完了《四书》、《诗经》。1918年春夏之交，龚灿光全家迁居重庆，由其父给他们讲解古文。第一篇是白居易的《养竹记》，以竹喻人，讲“君子”在持身养性方面的操守；接着选讲了柳宗元、宋濂、刘基、方苞、张傅等名家的十多篇名著，并对史可法、左光斗、周顺昌等民族英雄的事迹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的思想倾向和教育观点，对龚灿光刚直性格的形成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除了学习联词、联句、编对联和做文章外，其父还指导他们阅读古典小说。家中每有客人来，总叫龚灿光坐在他身边，听他给客人们讲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英勇善战的事迹。龚灿光还看了《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和《古今奇观》。

1922年秋，龚灿光考进巴县第一高等小学。他父亲去世后，留下众多中国古典名著，还有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书，及严复的《群学肄言》，他最感兴趣的是梁启超的《新民报丛刊》合订本。从1923年春季起，龚灿光读书的兴趣起了变化，学校的图书室有不少新的书刊，《新青年》、《语丝》、《创造季刊》、《东方杂志》等书，他每期必看，对《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读来特别有味。学校曾两次组织学生去模范小学听肖楚女、恽代英、张闻天、童庸生、杨闇公等人的演讲，这无疑对龚灿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已成定局，在孙中山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江亢虎、张君迈等人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人生观的论战，令龚灿光十分感兴趣。这年冬天，他小学毕业，凑巧，巴县教育局派人来校出的作文试题是：“评科学人生观的论战”，他在试卷中写道：“我认为人生观就是一个人持身处世的立脚点，没有人生观犹如大航海行没有指南针，定要迷失方向。”还进一步阐明所谓人生观就是古人所说的“志”，“人贵有志”，并列举了几个古人的事例作为例证。他的这篇作文获得高分。

1925年春，龚灿光考入巴县中学，在课余和假期攻读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破浪社，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农工部长，负责编辑会刊，并撰文揭露校长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阴谋。1926年春，经熊飞、曾文昭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总政治部派陈维中到渝招收学员，共录取270名，龚灿光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名列榜首，1927年1月到了武汉，被编入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由邓演达、恽代英、罗章龙等主持训练，专门为第二次北伐培训政工人员。

1927年4月6日，龚灿光经农民运动讲习所古永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任第四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大队第五分队队长（准尉），随军参加二次北伐。4月19日，宣传队在大队长顾仲起带领下，由江岸出发，一路宣传二次北伐的意义和目的，并在确山举办了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军民联欢会。

5月10日，宣传大队到达郾城、漯河，张作霖的部队在北岸构筑工事，顽固抵抗，刘兴的36军几次强攻铁桥都未成功。就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传来夏斗寅和杨森受蒋介石唆使，进攻武汉的惊人消息。在这危急的时候，留守武汉的叶挺组成中央独立师，打退了夏、杨的进攻。宣传大队立即赶到前线各部队去宣传这个胜利的消息，以鼓舞斗志。接着，湖南传来更惊人的消息：长沙发生“马日事变”，35军的一个团长许克祥捣毁工会农会，捕杀干部。总政治部紧急通知宣传大队，由顾仲起和龚灿光负责把这方面的报纸扣下来，不要送往前线，以免分散军心。

5月30日，宣传大队在许昌筹办了纪念“五卅”的军民群众大会，6月4日到达郑州。武汉政府原想让北伐军攻占郑州和开封后，沿陇海路进攻徐州，然后沿京浦路南下攻南京。由于内部发生分歧，武汉政府的战略计划已全部被蒋介石得知，计划只得改变。武汉部队奉命南下，宣传大队在6月中旬回到武汉。由于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宣传大队奉命解散。总政治部原打算调龚灿光到36军作连指导员，顾仲起不同意，他认为湖南部队经过“马日事变”，态度也不鲜明。后总政治部将龚灿光调到新成立的教导营受训，季方任营长。

7月15日，汪精卫等在军校公开表示要同共产党分裂，唐生智要共产党三天后离开武汉。16日，恽代英到了军校，要求军校做好应变准备。几天后，军校学员到洪山举行野外军事训练，唐生智密令何健、李品仙派兵直扑洪山，将军校学员包围起来，准备悉数歼灭。叶剑英知道后立即向张发奎报告，并研究对策。张发奎向唐、何等人发出警告，并说军校已归第二方面军领导，绝不允许对军校学员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才化险为夷。军校即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龚灿光所在的教导营改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三营。

8月1日凌晨，教导团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在黄石港就听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3号晚，教导团抵九江，却被张发奎缴了械，不少人就此离开了教导团。于是，教导团在九江改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第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并补发了枪支弹药。8月中旬，叶剑英亲自率领教导团开始长途行军，步行沿着赣江南下，由九江经南昌、吉安、万安、赣州赴广州。天气很热，长途行军，沿途历尽艰辛，不少人倒在行军路上，再也没有起来。教导团在万安又被代总指挥黄琪翔下令缴械，教导团命运岌岌可危，幸经叶剑英多方周旋，才得以保存。直到9月下旬，才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境内，在韶关改乘火车到广州。到广州后不久，教导团进行整编，龚灿光当上了副班长，班长是曾莱。

到达广州的第三天，是农历9月18日，正是龚灿光年满18岁的生日，他立即给家里发信，报告行踪。因他8月中旬由南昌出发时，曾给家中捎信说：“明天我们就要从南昌出发了，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如果3个月以后没有收到我的消息，你们就不要对我存任何希望了。”足见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11月17日，张发奎的部队突然对李济深的部队发起进攻，于是粤桂两派之间开始了一场恶斗。教导团成了城内的唯一防守部队，这无疑是一个起义的好机会，广东省委和教导团党组织积极研讨策划。12月初，教导团的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共二百多人在黄花岗集合，对起义作了进一步的动员和部署。几天后，战斗打响。12日上午，张发奎的部队得到了李福林部队和英法军舰的支援，结束了对李济深部队的进攻，向市区猛攻。大约八、九点钟，张发奎的部队入城了，街上已贴着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布告，称凡是参加过暴动，以及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或者趁火抢劫者，一律就地枪决。张太雷那天下午在观音山附近中了埋伏，被敌人打死在汽车上。

次日，龚灿光和教导团几个学员乘黑夜躲到观音山一间破房子里，大家认为必须尽快离开广州。商议由龚灿光返城从几个同乡那里借来一些钱，一同回四川。龚灿光在城里辗转找到了知用中学的同乡何宗毓，他劝龚灿光到香港去，由他代买船票并准备简单的行李。但龚灿光表示要先赶回观音山。因城中已戒严，龚灿光只得在知用中学留宿， 15日早上匆匆赶回观音山，那几个人踪影全无，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只得迅速返回知用中学，而何宗毓已离开，留下了他在香港的地址。龚灿光怀着唯一的希望到中山医科学院，找到了三位原巴县中学的同学，他们给龚灿光换了衣服，并为他买了次日到上海的船票和糕点，给了十元钱。当晚，龚灿光便在一间病房里住了一夜。

1929年暑假，龚灿光赴上海考取了私立震旦大学，在94名新生中，名列第二。震旦大学为法国天主教所办，收费昂贵，且要求从发榜之日起，一周内缴费注册。无奈，他找在上海做生意的同乡借钱先缴了一学期的费用。当时家里每月只汇给6-8元，每天只吃2餐。后其叔父去世，接连3个月家里分文未寄，他由每日2餐减为1餐，实在饥饿难耐之时，则喝凉水充饥。在这样坚持苦读的情况下，考试成绩仍名列第一，并由学校奖励了一本印刷很精致的法文书——凡尔纳的《地心旅行记》。为能继续学习，他向校方申请减免了一期学费，后校方表示愿送他去法国留学，但必须加入天主教，否则一切学杂费必须追交。他不愿入教，只好退学回乡。龚灿光在震旦大学读了一年多法文，成绩优异，为日后法文名著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10月至1935年上半年，龚灿光先后在重庆南桥寺女子小学、曾家、龙凤、鹿角乡、惠民乡等小学教书。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他在珙县简易女子师范校任教，并兼任县政府秘书。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底，他先后在邻水县中学、合川中学任训育主任。1937年任邻水中学训育主任时，保护了学生刘向和许建业（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烈士的原型）等免受学校和当局的迫害。刘向曾写道：“权为谁用！是关心几班学生学业前途抑或阿谀校长、姑息滥竽、以权循私？是关心保护青年学生抑或同流合污、落井下石，坐视所谓杀鸡警猴以警效尤？关键在于一事当前，持何立场态度。恩师一生，肝胆相照，玉壶冰心，所到之处，人皆仰之。”

1938年上半年，龚灿光在王朴烈士家作家庭教师，下半年起任重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训育主任。次年10月，应周思齐之邀去鄂北前线。1940年春回到重庆后，仍到立信任职，兼教经济学。他所编写的讲义多取材于沈志远、许涤新等进步人士的著作，当局审阅他所编的讲义，并暗中监视其行动。友人忠告龚灿光速离北碚，遂赴邻水，后转去资中女子高中任教。

1942年下半年，龚灿光主持接管巴县渔洞镇石房子中学的工作，该校当时已成为一些党棍和学痞逐鹿的场所，学校越办越糟，学风越来越坏，领导层争夺校印，学生也分为两派。龚灿光认真考察聘请教师，曾聘刘藩（当时化名黄绍先，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云南省党校校长）、余宁（解放后在重庆市总工会任职，后调省总工会任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工作，大刀阔斧整肃校风校纪，积极开设“特殊课堂”，增加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黄绍先还带着学生扭秧歌舞，演唱陕北民歌，学校特地买了不少新书，还订了《新华日报》。仅一个学期，学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氛。

抗战时期，许多知名学府、文化名人荟萃重庆，重庆成为战时文化中心，鉴于重庆地位的重要，市府当局于1940年10月创办了“重庆市立女子中学”，选址南岸玄坛庙地区的皇经庙，留美学者李秀芝女士任首任校长。第二年，由留法归国在北平等地任大学教授、抗战时回川的李鸿明女士接任校长，直至重庆解放。李鸿明校长执教严谨，管理严格，广纳贤才，于1944年聘请龚灿光与老友朱挹清同往重庆女中任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龚灿光同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教员，在教学的同时传播进步思想，启蒙学生的革命意识，组织学生自治会，指导学生创办进步刊物，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并对校方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李校长认为学校是读书的地方，不要去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学期结束时解聘了龚灿光。

1944年9月，龚灿光便应聘到重庆私立树人中学（现重庆八中）教语文和历史课，并任训育主任。1946年底，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重庆展开了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龚灿光亲率树人中学高年级学生80余人步行十余里，到市中区游行，并负责带队回校。树人中学教师待遇菲薄，他发起罢教，为教师们争取温饱而被树人中学解聘。

因李鸿明校长始终认为龚灿光教学有方，1948年2月，又再次聘请他到校任教，于是，龚灿光又辗转至女中任教。1948年，重庆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物价飞涨，币值暴跌，教师每月的薪金不够维持一个月的伙食，且还不能按时发薪。女中学生自治会就组织同学上街义卖，帮助教师解决困难。校长要求龚灿光劝阻学生，龚灿光回称：“学生尊重老师，这是好事，他们要去义卖，我不能阻止；他们不愿出去，我也不能鼓动，最好由他们自己决定。”回答明确，正气凛然。

1949年初，因物价一日数涨，而教师薪金久拖不发，重庆市立7所中学成立了“教职员联谊会”，因向教育局争取2个银元的贷款未遂，全体教师罢教达2周之久。由于龚灿光正直无私，敢于仗义执言，被公推为市女中的代表，去市教育局索要薪金，他义不容辞据理力争，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每次都把那个教育局长质问得无言以对，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舆论支持，最后以全体教师连续罢教两周获胜。春季开学后，学生运动更是高涨，学生积极投入到争温饱、反饥饿，争和平、反内战的运动中。同年春，校方决定开除2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龚灿光义正词严的对教务主任说：“开除学生这笔账将来要算在你的头上。”从而保全了这2位学生。

1949年，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南京“四一惨案”，重庆市学联决定4月21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反动当局宣布20日午后开始全城戒严，封锁水陆交通。学生自治会问龚灿光怎么办，他建议：“提前于20日上午过江（女子中学在南岸玄坛庙）。” 并劝初中学生不要去。果然，20日早饭之后，高中部学生蜂拥出校，校方已来不及制止。21日，龚灿光率领学生顺利参加了“4.12” 全市示威游行，他的学生特地拍下了记录此情景的照片。那次游行回校后，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们在学校礼堂集会，龚灿光还上台高歌一曲《马赛曲》。

幸好龚灿光家祖传中医，自己以前在乡间行过医，有医师执照，且医术精湛，解聘后，他被迫挂牌行医维持生活。为关照这个初出茅庐者，熊寥笙等重庆名医专门上午看病，把下午看病的机会留给他。可龚灿光也常常是看病不收钱而饿肚子。龚灿光长期在王朴烈士家做家庭教师，与其家人感情笃深。龚灿光的学生刘祖才（解放后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后任职教育部）在天津工作，家在巴县农村，其老母亲有病，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龚灿光坚持送医送药上门，且分文不取，直到刘祖才的老母亲病逝。

民主革命时期，他在教书的同时传播进步思想，启蒙学生的革命意识，组织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斗争。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缉，从1928年5月至1949年9月，他在23所学校教过书，涉及多门学科，也参与过多所学校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奠定了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深厚基础，在重庆教育界颇有声誉。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军管会文教处正式接管重庆市立女子中学，任命龚灿光为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鸿明任副主任委员。1950年8月，龚灿光奉派去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重庆成立教育工会，他被选为业务部长。春季开学后即被重庆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市女中校长，成为该校建国后第一任校长。

龚灿光从1928年开始教书，具有多年教学和办学经验，奠定了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深厚基础。任重庆女子中学校长后，尽管条件十分简陋、艰苦，但他重视教学，带领教师钻研新教材，掌握新的教学方法，教师业务水平迅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居全市前茅。同时，学校也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女中学生勤奋好学，素质优秀，品德优良，纪律严明，学习及各种竞赛成绩优异。1952年重庆市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上，女中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获得曹荻秋市长亲自颁发的奖状。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女中的校址已不能适应学校的发展。在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邓垦的关怀下，他倾注全力寻找新校址。1952年春天，作为校长，他带领全校师生肩挑背驮手提，沿着崎岖的山路将学校由玄坛庙搬迁到黄桷垭，又新建了教学楼、宿舍、办公室，办学条件大大改善，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想的是现在可以安安定定地教书了，并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他亲手从南山上移植来的雪松幼苗，历经几十载春秋，这棵雪松成为校园历史的见证。1953年，学校更名为“重庆第四女子中学”，成为市属5所重点中学之一。1953年高考升学率达百分之百。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女中在社会上享誉盛名，一大批学生成为国家各条战线的高级人才和骨干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建国初期，重庆的中学师资紧缺。1953年11月，时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邓垦（邓小平胞弟）曾两次对龚灿光谈到，为了解决重庆市中学的师资问题，决定开办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要龚灿光具体负责筹建工作。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任命龚灿光为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教务主任，邓垦要他立即上任，到各个中学去选教师，要哪个，点哪个。1954年1月2日，龚灿光就背起铺盖卷告别重庆市女子中学到重庆市教育局报到，住到教育局的办公室，抓紧筹建重庆师专校舍，调配教师。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极其困难，而且还要立即承担为重庆市短期培训数百名中学师资的紧急任务。龚灿光首先从各个中学选调十多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基本骨干队伍，又选来一批行政管理人员，就这样借重庆市九中的一栋楼房建校了，仅半年时间即成立了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于1954年秋正式开学。由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邓垦兼任校长，龚灿光任教务主任。条件虽然简陋，但经过全校师生的艰苦努力，短训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各中学的教学骨干或领导干部。学校也锻炼培养了自己的教师和干部，积累了办学经验，后来还为四川省教育厅举办了师资训练班。

几个月以后，学校在沙坪坝陈家湾有了自己的校址。当初这里只有很少几栋房子，四周都是农田。一个学期邓垦也只到学校来一两次，邓垦曾多次在大会上宣布：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由龚灿光同志具体负责。邓垦也对龚灿光说，学校的事情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向我报告。由于得到组织的信任和支持，龚灿光总是认真负责而又积极大胆地开展各项工作。学校的老教师们回忆说，龚灿光治学严谨，办学经验丰富，工作一丝不苟。他要亲自检查青年教师的教案，仔细地为他们修改讲稿。只要他没有课，就到各个教室查看学生的出勤和课堂秩序，或事先不打招呼悄悄地坐在学生中间听课。他还亲自带领教育实习，深入了解教学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他一贯重视抓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培养学生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他说：“我们培养的是教师，今后不能瞎子牵瞎子。”他强调教师必须认真备课，钻研教学方法，强调教师讲课的“蓄势”，要有善于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势。大家都说他讲课声音洪亮，风趣幽默，声情并茂，分析作品透彻精彩，听后留下很深的印象。许多学生的记忆：“龚灿光是一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教师。讲课极富幽默感。他讲课张口就来，不看教本，事后我们打开课文一看，他所讲的非但没有偏离课文，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补充与发挥。他就是这样将教材烂熟于心的。”

虽然教学工作繁重，扩建校舍龚灿光也是亲力亲为，他亲自从较场口选来假山安放在大校门中心花园的水池中，常常与办伙食、搞修建、搞绿化的师傅一起商量学校的工作，同大家一起劳动，在“草棚教室”里平整地面，和师生一起比赛足球。周末在食堂开舞会，他不会跳舞，就帮着撒滑石粉……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毫不懈怠地将学校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正轨，赢得了师生员工们的交口赞誉。1956年3月，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确定了学校的发展规划，于是又选招来一批骨干教师，加上陆续分配来的毕业生，加强了学校的教学力量。7月，学校第一届专科生毕业，他们绝大部分都充实到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中等教育战线，成为骨干，为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56年9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任命龚灿光为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他以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管理才能和人格魅力团聚起一支齐心协力的教职工队伍，教书育人，短短几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中学师资，缓解了当时重庆市中学教师严重缺乏的困难，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为学校形成艰苦奋斗、团结一心办学的优良传统和紧密联系中学实际，重视提高教学质量的校风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1957年8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重庆市高校右派分子言论选辑第一集里，有重大、西师、西政、建院、重医、重庆师专等等。前面还加了编者按，说这是右派分子妄图推翻党和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龚灿光因为在鸣放座谈会上就一些教师的遭遇谈了他对“三反”的看法，为被诬陷的重庆一中校长叫屈，认为没有证据就“揪老虎”的作法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符。他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有一条是给当时的校领导提意见，批评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一条的罪名是攻击党的领导。

1961年国庆前夕，龚灿光摘去右派帽子，同年11月调中文系任教。“文革”中，龚灿光几次被造反派殴打，背上扎满小木刺，而致昏厥。他凭着坚强的信念，经受了十年浩劫的非人折磨，顽强地活到耄耋之年。但直到去世，始终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是什么人打了他。后来，有人向他表示歉意，他说：“一个人心胸要开阔，气量要大。”充分展示了坚强的意志、宽阔的胸怀、崇高的思想境界。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龚灿光的右派错案得到了改正，1979年11月，他已年满70岁，收到右派改正，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政策的通知，即表示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仍留中文系任教。1981年，他被任命为重庆师范学院顾问，并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盟四川省委委员、民盟重庆市委顾问。

谈到1957年对他的处理，降职降薪，撤销副校长职务，他说：谢天谢地，我后来还能在学校教书。龚灿光执教近60年，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终生的快乐！”他身教言教并重，理论实践结合，深受师生爱戴与崇敬。一大批学生因他的教育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落实政策后，龚灿光立即应邀到全国各地去看望他的学生。

龚灿光一生情系教育，魂系教育，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劫后余生，他由衷唱出：“愿从头乘风破浪，休在空说年迈！”言为心声，歌以咏志。政治上获得新生的龚灿光，一方面精神焕发的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余力，他兼任民盟重庆市委社会服务部部长，为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读书深造，以古稀之年在教育战线重新挥戈扬鞭：1983年，龚灿光一手主导创办民盟重庆储才学校，任校长；1986年接管民盟四川函授大学重庆分校，任校长；又参与重庆立信会计学校、民盟四川凉山大学的创办。同时，他不知疲倦，风尘仆仆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为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多次在四川省政协和民盟有关会议上为中小学教育呼吁，为高等师范教育呼吁，慷慨陈词，振聋发聩！他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对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许多人还认识不足，……我要为中小学教育呼吁，为高等师范教育呼吁！”他还说：“中等教育有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足够的经费，二是缺少合格的师资，……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振兴教育！……希望各级领导痛下决心，把振兴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级政协要大力协助党和政府把教育事业搞上去。” 希望各级领导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首位。

龚灿光为人侠肝义胆，仗义执言。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重庆市一中校长文艺陶以大贪污罪名被点名批斗。龚灿光根据对文艺陶的了解，对此大惑不解，曾大胆去会见已被隔离的文艺陶，确信其无贪污罪行后，向教育局领导陈述己见，并在重庆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市人代会和四川省政协等会议上直言不讳：“不能坐视党的工作出现偏差，党的威信受到损害”。足见龚灿光的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后来事实证明文艺陶无罪释放。

龚灿光一贯主张调查研究，掌握充分证据再作结论。他对“三反”运动初期那种大搞逼、供、信，实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侮辱人格，侵犯人权的做法很不赞成；且对以“不能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为理由而不加以引导和制止的态度也不能同意，认为这样做太粗暴了。

龚灿光一生追求真理，正直无私，见到不合理的事，总是不畏风险，仗义执言。解放后虽历经种种坎坷，依然直言敢谏，他都是在各种会议上公开、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因而很多人都为他担心，他说，我怕啥子，我又不是为自己。另一方面，龚灿光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坚决斗争，下笔敢言，掷地有声。如他的《虎年谈虎》，全文不过千余字，以犀利的笔锋，深刻揭示时弊，发人深省。又如《斯人也，铁骨铮铮——<学习邓小平>的一点体会》，他认为邓小平勇敢地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毫无顾虑地带头冲向禁区，大胆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种无私无畏、铁骨铮铮的精神正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革命品质。再如《把发展教育放在第一位》、《从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谈起》、《要真改不要假改》、《要敢于直言》等短文均能针对时弊及时评议，提出鲜明中肯的见解。他的文章多次登载在《重庆日报》、《重庆政协报》，及民盟中央、民盟重庆市委的刊物上，为人们争相传阅。

龚灿光对同志坦诚相待，亲切热情，事无巨细，凡有困难求助于他者，均竭诚相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要求各民主党派协助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不辞辛劳，各方奔走，调查民盟成员中的冤假错案，使不少盟员多年悬案得到澄清，放下了包袱。有些盟外校外同志闻得他匡扶正义，热心助人，纷纷前来求助，就连素不相识的人找到家里来，他也总是热情接待，花费大量精力和车费，冒着酷暑严寒去调查了解，尽心竭力帮助别人。有些问题还反映到民盟中央和中央统战部，最后得到妥善解决。他认真协助党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知者莫不由衷敬佩。

龚灿光生活艰苦朴素，一贯严于律己，任副校长的时候，学校按规定分配给两套住房和新家具，他坚决只住一套，旧家具只要能用就行。“文革”时，有个造反派把龚灿光一家撵了出来，要住这个副校长的房子，还说家具要留下来，结果他们来看见都是些旧家具，柜子门关不严，油漆也掉了，又喊龚灿光把家具搬走。龚灿光的衣裤、袜子都是翻来翻去地补，他一生唯一的一套毛料衣服是他女儿送给他的80岁生日礼物，可他始终没有舍得穿。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连修补的师傅都不愿补了，他说补起只要东西不漏出来还可以用。写信也总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

龚灿光一生慷慨奉公，乐于助人。当同事、朋友有困难时，他总是说：“我有钱，你们先拿去用。”且从不言还。《汉语大字典》刚出版，他马上买了一套送给重庆市四中（原市女中），又送给树人小学一套世界名著连环画；省、市盟讯等刊物寄来的稿费，他婉辞原封退回；1982年国家首发国债，他带头认购，居全院之首；又为家乡集资修桥，带头捐款……而到市政协、民盟市委开会，他总是拒绝派小车，自己早早出发，去挤公交车。但为公益事业，为帮助他人，却慷慨解囊，学生家贫，他资助学费、生活费，只要听说哪个没得钱读书，哪怕包包里仅剩的钱都要全掏给人家。他把省吃俭用节省的钱捐献给家乡修学校、修路修桥、购买书籍。他参加社会办学，不要人家接送，自己挤公交车，酬金也分文不要，说自己有退休金。请收发室的工作人员直接在汇款单上批字退回去。他们说你不要，可以给女儿。龚灿光却说，她们怎么能用这个钱呢！

学生家贫，他慷慨解囊资助学费；学生有病，他亲自为其诊治，常常免费送药。龚灿光去世后，他的学生许树淮（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来信回顾了为她治病之事，她说：“1952年的夏天，自己关节炎复发，疼痛难忍，不能走动，龚校长为我治疗，几付中药下去立即见效。作为一校之长，不仅严于治学，还亲自为学生治病，其高明的医术和关心、爱护学生的风格，使我终身难忘，对我以后学医，从事医学研究，有很大的启迪。”龚灿光的挚友盟员龚韵琴也专稿叙述了其大儿子小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医生已批：“病危已极”而不开处方，龚韵琴旋即求助于龚灿光，经他几付中药救治病愈。

为了锻炼脑力，龚灿光在风烛残年之际，酷暑炎蒸之中，多方查找资料及相关文献，以顽强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底，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于1990年由三联书社出版发行，深受专家及读者好评，多次印刷仍脱销。2017年，北京出版集团想方设法找到龚灿光的女儿，联系再版事宜，征得同意后，遂将此译著作为该出版集团精选的《大家小书·译馆》丛书出版发行。

正当古稀之年的龚灿光为教育事业忙得不亦乐乎之时，则因多年艰辛以致积劳成疾，于1987年5月住院治疗直肠癌。手术前，他告诉家人，想把仅存的万余元钱用于教育。他说：“你们都有工作，一个人分点钱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能够尽可能为教育出力，是他最大的心愿。

龚灿光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出院后，他顾不得休息调养，不顾年迈体弱，冒着酷暑，四处奔波：参加调查中小学教育现状，为发展教育献计献策，为教育改革奔波劳累；为四川函大重庆分校集资筹款、延聘教师、安排教学，常常席不暇暖，食不遑味。他似乎忘记自己刚做了直肠切除改道的大手术，不分酷暑严冬，不要公车接送，以几近80岁的高龄，拖着病体，挤着公交车，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乐呵呵的忙着、累着，他要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为着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90年5月，龚灿光出现便血现象，再度入院。直到这时，他才对在南开中学任教的小女儿龚懿说：“你星期天有没有空？有空就到医院来，我给你说，你写写我的年鉴。”他的话，令龚懿心酸和内疚，深责自己陪父亲的时间太少了，而生命垂危的老父亲此时仍是以子女的工作为重！

同年6月4日，龚灿光在病房写下题为《病中戏作的》这首他生命中最后的一首诗：“而今已到弥留时，握手相看眼泪滋。所幸生前无大过，但希死后节哀思。波涛起伏随流水，万蕙荣枯有定规。八十余年归净土，逍遥自在可忘机。”随后，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家。

9月13日，龚灿光回到家中开始写回忆录，一辈子为事业、为他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才肯把生命的最后时光留给自己！他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赶写回忆录，先是由家人搀扶着，坐在桌前写，直至眼睛看不清了，手也发抖，写的字很大，歪歪斜斜占了三四行，再后来连说话都困难了，只能躺在床上，用棉签蘸水润湿嘴唇，艰难地述说着坎坷的经历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就这样，他口述，孩子记录，完成了《我在一九二七年》（发表于《红岩春秋》1993年第二期）、《羊城脱险记》的写作，《我的一生》只初步写了前面三章:第一章《童年时期》、第二章《小学和中学时期》、第四章《我的大学生活》，而他还想写《我与党的关系》、《我在一九五七年》等，则只能永远留存在他那对国家、对民族赤诚的英魂之中……

10月初，龚灿光对老伴马明珍和弟弟（龚佩之，解放前参加川东地下党，离休干部）说：“我死后，遗体交给医院，你们同意吗？”他吃力地连问数遍，直到他们含泪点头为止。随后，龚灿光托他在新桥医院工作的表妹谢正淑（军级干部，现已离休），联系了捐赠遗体的事宜。

几天后，龚灿光对家人说：“我病了这么久，你们都累了。我死后，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影响左邻右舍，通知医院把我的遗体运走就是了。” 弥留之际还惦记着重师的建设和发展，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学校领导说，希望学校“把教学搞好，多培养好老师”；叮嘱前来看望他的南开中学学生们：“要好好读书”。

一切为他人着想，一生为教育奋斗的龚灿光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也带着对人生的洒脱与超然永远离去了，他的心志，有他病中所作《八十书怀》为证：“我愧前贤与后生，学书学剑两无成。挥戈难解夕阳憾，报国空余老病身。逐浪随波犹粪土，披肝沥胆是精英。百年忧患知多少，永伴青灯事笔耕！”

人物春秋